中国文明必须转型不转型就灭亡

中国文明必须转型不转型就灭亡

 

 

 

中国文明必须转型不转型就灭亡

张恒山

核心提示: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的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形成了文明的转型。世界与中国的历史都层面对文明的转型,然而在面对转型的选择时各国所走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到底什么是文明的转型,文明转型中会有哪些路径的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文明世界,中国应走出一条怎样的转型之路?

凤凰卫视9月8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的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形成了文明的转型。世界与中国的历史都层面对文明的转型,然而在面对转型的选择时各国所走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到底什么是文明的转型,文明转型中会有哪些路径的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文明世界,中国应走出一条怎样的转型之路,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世纪大讲堂》非常容幸地邀请到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张恒山教授来做客,为我们阐述《文明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欢迎张教授。
   
    解说:张恒山,现任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学术生涯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可以载入中国法学史册的本位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他提出“法的重心在于义务”这一命题,由此义务重心说,成为引导他在法理学的茫茫夜海中探索的一个光点。近些年,他又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从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来看,张恒山的学术研究首先指向是法的形而上学,这是一个令人神往,却又极为艰难的研究领域。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或多或少要有老康德那样的类似殉道的精神,命中注定爱形而上学,人类真正的永恒的幸福都依赖于它。
   
    王鲁湘:张教授您好,我们今天来谈的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文明转型,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过去其实您的专业是法理学的研究,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您把这种研究的兴趣方向转到了这个文明以及文明转型上头?您的学术目标是什么?
   
    张恒山(中央党校蒸发部主任):是这样的,首先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我的专业是研究法学,法理学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文化问题,而法律文化就涉及到中国当代的法律文化,中国当代法律文化很多人觉得很头疼,非常复杂,就是由于对当代法律文化的认识,使我转向关于世界文明的认识,因为法律它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解读这个文化的,这个转型的复杂性,就要有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认识。
   
    王鲁湘:也就是我们当时候提倡要建立一个法制社会,但是你突然发现一个法制社会其实是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头的。
   
    张恒山:对,因为中国这个法制,传统的法制是法律文化是产生于农耕文明文化,那么西方的当代这个文化呢,它是产生于商工文明的文化。
   
    王鲁湘:对。
   
    张恒山:那么我们当代的整个社会转型中间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法律制度,那么这就形成文化、法律在各方面的一系列的交织,形成一些矛盾和冲突。
   
    王鲁湘:矛盾,对。
   
    张恒山:对,这就是当代引起中国的法律,法律文化,以及包括其他许多问题的复杂性。
   
    王鲁湘:那么关于文明我们知道定义很多,文化、文明的定义非常多,您是怎么来定义文明的?
   
    张恒山:对文明有许多是把它直接同文化等同的。
   
   中国文明必须转型不转型就灭亡

张恒山:

 王鲁湘:对。
   
    张恒山:我认为这个文明实际上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化,文化更多强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王鲁湘:对。
   
    张恒山:那么我们讲的文明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发展状态,一种进步状态,它是区别于野蛮和蒙昧。那么所以这个文明状态实际上包括精神、物质、制度这几个层面的一个综合体。
   
    王鲁湘:有一个定义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是叫作现代文明,那么您觉得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在历史上如果要划一个这个线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我们现代文明?
   
    张恒山:这个一般现在划线大约是从公元1500年,在这个线之前,一直到公元前五千年左右,这个一般在我们史学的文明史的研究都称为农业文明。从1500年以后,目前我们大部分史学书把它称为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这个概念长期给东方国家带来一个误导,尤其给我们国家带来误导,以为我们的文明转型就是发展工业化,发展工业,这使得我们文明转型走了个大弯路的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误导,这个150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概念。

新航路发现催生工业革命发生

王鲁湘:对对对。
   
    张恒山:它随着这个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这个世界贸易的展开,以及后来发生的工业革命。
   
    王鲁湘:对。
   
    张恒山:这个一系列要素的结合,后来逐渐发展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用我的话就叫商工文明。
   
    王鲁湘:商工文明。
   
    张恒山:这个文明的特点就是包括九大要素,它是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就是九大特点,一个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第二是价值观念的人本化,第三是交换方式的市场化。
   
    王鲁湘:市场化。
   
    张恒山: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工业化,第五是分配方式的普惠化,这个很重要。
   
    王鲁湘:很重要。
   
    张恒山:对。
   
    王鲁湘:第六。
   
    张恒山:第六个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第七是组织方式的民主化,还有管理方式的法制化,最后是活动范围的全球化。
   
    王鲁湘:那么我也就明白您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文明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就是在中国过去长期是在一个农耕文明的一个形态里头。
   
    张恒山:对对。
   
    王鲁湘:那么现在我们进到一个商工文明,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准确的说就是要从农耕文明进入一个商工文明。
   
    张恒山:对。
   
    王鲁湘:要培育这九大要素。
   
    张恒山:对。
   
    解说:文明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文明转型的选择,到底什么是文明的转型,在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遵循了哪些不同的路径?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得与失?

王鲁湘: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恒山教授给我们进行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文明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大家欢迎。
   
    张恒山:好,谢谢大家,我首先给大家介绍文明转型的四条路径问题,我们前面讲这个商工文明出现,它本身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渐进的过程,那么人类整个文明转型中实际上大约是遵循了四条不同的路径,那么第一条路径是完全自发的,由英国所代表的这个文明转型,这是在没有任何文明先例的情况下,一步一步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那么从十五到十七世纪这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殖民贸易,以及文化上的革命,包括这个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欧洲各国的发展大体上同步的,但是到十七世纪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英国革命爆发了,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了以后,建立了这个君主立宪政体,这个君主立宪政体最大的作用就是王权受到限制。
   
    那么这个国王不能随便到老百姓那儿收钱,那么结果大量的财富就聚集在以清教徒为主的商工阶层那里,那么清教徒他有个教义,要努力致富才能成为上帝的好选民,那么致富以后还不能去奢侈消费,致富还得节俭过日子。那么清教徒积聚了这么多钱国王不能收,自己不能用,那么用来干什么?还得去赚钱,不断的用钱去生钱财,就不断去投资。那么最能赚钱的地方是他最愿意投资的地方,后来发现什么东西能赚钱?纺织品当时最能赚钱,觉得这手工纺织太慢,就要想办法去发明这个机械,这个制造,结果就由此动力,推动了英国发生这个工业革命。
   
    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十九世纪前期的时候初步完成,到十九世纪前期的时候英国的国力表现出来了,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上,滑铁卢战役以英国将领威灵顿率领的一支军队,把这个拿破仑打的一败涂地,那么论起军事才能,这威灵顿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对手,但是他能取胜当然有很多细节上的,有很多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这是英国的国力,那么从这个滑铁卢战役以后,欧洲各国都知道了英国的厉害。

美国的崛起之路强调小政府 大社会

那么以后则不由自主地,自觉地或者不自觉的地都形成那个学习赶超英国的这一种热潮,那么第二条道路,就是以法国、美国为代表的学习英国的转型之路,法国美国主要都是以民营资本为主导,进行的工业化转型,那么这个是通过到英国购买技术,这个引进机器,引入这个技术工人,由此引入工业化生产,推进工业化,在这个其中当然有些政府,也有些这个促进措施,有些优惠措施,比如通过税收一些政策来表现,但是总体上来说政府的作用不大,主要是民营资本推动这个工业化转型。
   
    这个比较突出的就是美国它强调是小政府,政府不干预进去,但是美国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这个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所以它的工业化发展很快,所以美国这个例子,任何国家都不能把它作为楷模。那么第三条道路就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追赶英国文明的社会转型之路,那么德国和日本它一个重要的特点,都是以国家权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过程虽然民营资本仍然推进工业化的主导,但是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引导作用,促进作用。德国在俾斯麦执政以后,他在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1871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他是全力推进工业化,他利用这个帝国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税收政策,资助科技发展,政府来出资办教育,给工人提供福利保险,在全国统一货币,统一金融,把铁路以国营的名义统一起来,他是首先创造了帝国铁路局。
   
    那么对重工业给予补贴,甚至政府参股,采用诸如此类措施,全力推进社会的改革和工业化的发展。所以德国这个工业化到十九世纪后期发展得非常快,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成为当时欧洲的头号工业强国,它的国力就超过了英国。英国,英国在当时主要,虽然是这个工业革命发祥地,但是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已经被德国赶上来了,这个时候日本它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新的文明的压力,所以在日本展开这个明治维新,它选择的方式就是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它经过考察以后,主要学的是德国的模式,包括它的宪法的设置,国家权力的配置,国内一系列工商业政策等等,主要都是学自于德国。
   
    它主要靠一个,虽然是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给日皇权力留的非常大,那么靠这个政权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所以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后,工业发展得很快,它这个成效就是表现于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大清王朝的这个军队,那么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沙俄的军队,这两次战争使日本尝到了甜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成为这个亚洲的头号工业强国。第四条道路,就是以俄国为代表道路,这个俄国是以国家高度集权,以计划经济手段去推动工业化的转型。
   
    俄国从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倡导学习这个西方开始,这个最先使得俄国的文化和西方接轨,后来叶卡捷琳娜女皇,这是1762年到1796年期间在位,她接着彼得大帝的事业,全力地推进改革,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办学校,搞交通,建城市,但是俄国它怎么发展它都有个病根子,它始终存在着农奴制,这个农奴制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废除,这个是它长期的一个致命伤,那么俄国由于这个问题,它长期工业发展不快,一直到一次大战的时候,俄国还是个农业国,它的工业生产占的比重很低。所以第一次大战的时候,俄国虽然参与了,但是它最先打不下去,它支持不了这个现代化战争,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这个号召十月革命的时候,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退出战争。但是这个俄国革命以后,列宁虽然一度想搞共产主义,后来发现这个搞不成,他搞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农民发生这个尖锐的冲突。
   
    那么后来列宁准备搞新经济政策,推行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把市场引入俄国,但是列宁在世时间不长,后来这个斯大林主政,斯大林主政他关注的是俄国这个民族利益,他重视到俄国东边有日本这个市场,西边面临着德国,这么个欧洲头号工业强国的压力,感觉到国家安全受到这个巨大的威胁,一旦要打起仗来,根本不是人家对手。所以斯大林提出这个要尽快地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说这时候几乎各国都是不约而同把工业化作为目标。
   
    那么斯大林怎么实现工业化?当时俄国还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他采取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用这个国家政权力量,统管全国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以国家政权力量进行统一调拨分配,组织生产,有计划地发展这个重工业。这个苏联从1928年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41年大概十三年的时间,它已经建成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体系,那么这是我们简单回顾这个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四条不同的路径。这个路径主要表现为政府在里面引导文明转型所起的作用大小的问题。
   
    那么由此就引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文明转型的不同路径,我们是不是可以评价一下它的得失所在,各自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陷,那么从现在来看,从这几个国家发展道路来看,由于它都围绕着工业化这个主要目标来进行,德国和日本在这个期间它由于缺乏对这个这个文明转型的全方位的认识,它主要是朝着工业化这个目标去,它以政权的力量,靠集权的方式这个推进了工业化,但是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我们讲的九大特征中间没有民主化,没有组织形成民主化这个特征,那么看这个俄国吧,它也是一种有缺陷的,不均衡发展。
  
    俄国虽然打着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这个计划经济,但是实际上它是以这个高度集权的方式,以国家垄断一切资源,统配一切资源的方式,强行地推进工业化,这个为了推进工业化牺牲了很多东西。那么不要市场,计划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好的,然后由这个环节,直接向下一个环节调拨产品,它主要不通过这个市场来这个配置资源。这个没有市场,它就是经济缺少一个核心性的要素,缺少自身运行的动力,同时这个俄国为了推进工业化,它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缺少民主,不要法制,多次搞这个大规模的肃反,大规模的杀人。所以这使得国家权力不受约束,最后走向腐败,可以说俄国的失败,这个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说在一个落后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文明转型中片面地进行工业化发展的这条路径的失败。
   
    从这些这个得失的评价来看,我们有一个基本认识,文明转型是个全方位的转型,它不能仅仅是工业化,也不能仅仅是两三个要素的改变,文明转型意味着商工文明的九大要素的全面实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思维方式的理性华,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交换方式的市场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分配方式的普惠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组织方式的民主化,管理方式的法制化,以及活动范围的全球化。这个特征,九大特征中间核心特征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认识,这个核心要素就是市场化,就是市场化。这个文明的核心是交换,一切东西都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才能确定它有没有价值,所以交换主导着生产,实际上交换还主导着消费,主导着分配,市场经济持续的运行必须要求分配方式的普惠化。
   
    还有,我们讲的民主法制也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才有这可能,因为只有市场的交换才讲人和人的平等,只有讲平等才讲民主,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讲要规则,这个民主政策实际上是带有,在最初一个分配环节里边来分配利益的这个作用,还有价值观念的人本化。我们讲只有商品交换中互相尊重对方的需求,才能承认这个人的本质需要是些什么,也只有在交换中相互认可对方和自己平等,那么才能认同对方和自己的相同的身份。这些九大特征在文明转型中也不可能同步地发生,它可能是有些特征先出现,有些特征稍微滞后一点发展,但是不管你怎样不同步,最后这一个文明的成熟形态,它是需要全部具备这些东西的,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这个文明都是有缺陷的,它运作起来就会很艰难,社会里面矛盾冲突就很多,这是我们讲的从文明转型的途径来看,给我们一个教训,它是需要全方位的转型。

中国文明转型缘何曲折

解说:中国的文明转型走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它的路径选择具有怎样的特点?在通向成熟的商工文明的发展之路上还存在哪些缺少的关键要素?有关文明转型的思考还有哪些。     

张恒山:第二个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大家都关心的我们中国的文明转型的问题,中国的文明转型根据我的看法是三大特点,一个是后发的追赶式的转型,第二个是政府政党主导型的转型,第三个是经历了反复的探索,曲折的缓慢的转型,这些要素可能都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发展最完善,最成熟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农耕文明发展太完善了,以至向商工文明转型,就相对比较困难。那么从中国这个文明转型起步来看实际上并不晚,大体上跟日本是同步的,这实际上根据我的看法,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直在制约着我们,在文明转型的道路上的前进的步伐。后发国家的文明转型有两个关键性的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需要有个强大的国家的权威,要依靠这个国家权威维持一个稳定的安定的秩序,维护国内统一的市场,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整个国家的文明转型中,这个指导观念也要正确,那么我们国家从清末以来,到现在来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这两大要素始终缺一个东西,要么缺统一的强大权威,要么缺一个正确的主导观念。清末我们学习这个西方的工业化这个起步并不晚,但是在我们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一个主导思想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在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我们学西方主要是学技术,一开始不要它的制度,对教育也不是很重视,没有理性思维,没有人本主义,没有现代的民主思想,法制思想,这一整套东西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商业,工业发展是很有限的,当时大清王朝有权威,它还能维护整个国家秩序,但是由于这个指导思想不正确,在大清王朝手里我们没有走上一个文明转型的正确的道路,那么你不能强国就要受别人欺辱,结果一批志士仁人就等不及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一批,这个我们的中华民族,当时最精英的分子,这个发起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大清王朝,但是这个推翻了以后又带来一个问题,推翻的大清王朝,建立的国民政府没有权威,它不能维持全国的秩序,各省实际上不听它的,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个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但是他上台了以后,又要去恢复帝制,最后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又气又病,最后死了。那么这应当说我们的政治上没有恢复帝制,这应当是个幸事,但是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死了以后没有人能够全盘地控制掌握中国社会的局面和秩序,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期,这个军阀相互混战,我们的社会秩序一片大乱,在这个背景下,你没有统一的权威,没有这个全国统一的秩序,也没有国内统一的市场,这个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我们的民族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那么再后来,1931年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在这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它首先想到侵占中国去摆脱经济危机。那么从1937年开始,我们又进入全国的抗战,这样我们整个中国进入这个民族性的,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苦斗的状态,中国一直到抗战结束以前,我们都没有实现文明转型的全部条件,应当说我们实际上,新中国建立以后才有一个统一的,有强大权威的中央政权,能够保证一个全国的社会秩序,这是为我们文明转型,创造的一个很大的条件,但是当时又存在一些客观的这个现实,当时我们中共领导是认认真真讨论过,是走英美的道路,还是走俄国道路的问题。
   
    当时没有人能明白这是整体的文明转型,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工业化问题,而工业化谁搞得最快,就俄国搞得最快,那么不选俄国选谁呀。但是我们学习了俄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俄国从十七世纪彼得大帝倡导同西方文化接轨开始,它就学习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性思维。而这个是在我们国家所不具备,缺少理性思维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追求一个目标不考虑它的成本代价,这个集中体现在我们的大跃进上,那么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党的主要领导,总结这个教训才发现,我们仅仅搞工业发展不行了,要民主法制同时要搞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提出这个改革开放民主法制这几个是同步提的,那么到九十年代我们正式搞市场经济,这个才算真正走上了文明转型的正途,正是从1993年决定实行市场经济这个体制开始,我们抓住了商工文明这个核心要素,这个普遍性推进市场化,这个是我们后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我们后来经济这个起飞,证明这条道路选择的正确。那么这条道路证明我们的文明转型是走了相当曲折的路的,这个我们转型中,由于缺乏一些认识,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明转型中间,这个单方面追求某一要素,后来带来整个走向一个民族性的灾难。那么这就回过来说,我们这个商工文明转型中,目前来看,我们没有完成,而有的同志会关心,你如果说中国目前这个文明转型还缺少些什么要素的话,我认为缺少的要素很多,但是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恰恰是文化性的要素,文化性的要素。一个是理性思维,一个是人本化的价值观念,这是整个文明最深层次的东西文明的活动形式核心要素是市场化,当然它的根基是文化要素,这两个要素东方国家一般都不具备,也没有做这个文化上的准备,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关于文明转型的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我相信我在这儿讲的时候,许多同志在想,为什么各个民族都要文明转型呢?我不转型行不行呢。
   
    这个学界有一点观点,认为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相互之间都是等值的,都有各自存在的基础和理由,这个说法从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它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如果两个不同结构的文明体真刀真枪的到一起打一仗,就知道这个文明谁的优越,谁的不优越,我们许多认为我们传统文明怎么怎么好,但是你传统文明那么好,几亿人,被人家几千人一个舰队打的上下不安,举国不宁,你的文明优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文明实际上是有优劣之分的,它最突出表现就是战争决定胜负,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中国能不能超越商工文明,发展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商工文明的独立的文明,我的看法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文明模式它是自发产生的,农耕文明没有哪个设计出来,它是因为在(与)采集狩猎相比较,它是一种更优越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那么人们很自然地就采用它,越来越多采用它商工文明也不是哪个设计发明出来的,它完全是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但是由于它相对的生产的高效性,制度的效率性和公正性,价值观念的普遍认同性,接着人们很自然地就去向这种文明学习,所以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文明是按照人的意志设计出来的,人们最初设计文明体的从柏拉图开始。当然从柏拉图以来许多人都设计一个理想国,理想制度,但是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是按照这个理论家设计的模式,去形成发展,那么这是讲文明不能超越,但是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间各国可能有特点,就是说这个发展道路,优先选择什么途径,这可能各自有特点,但是有一个东西要明确,文明转型最后指向的商工文明,这个九大要素,它大体上是要同步具备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有前有后,但对于一个成熟体来说它九大要素都得要具备。
   
    那么中国在这文明转型中间也有自己的特征,但是并不意味这个转型过程中的特征就可以固化,可以终极化,可以成为中国特有的模式,中国模式只能在转型过程中间而言,你不能把它作为终极的固化的目标,那么凡是不能彻底实现文明转型的,就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你就等着被灭亡,如果你不想被灭亡,就要学习现代商工文明的各种优越性的要素,我相信关于这个文明转型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有很多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在这儿只能讲一个初步的看法,一个框架。在这儿给大家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参考,谢谢。

现代文明转型是个西化的过程

解说: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开始的文明转型,是否就意味着文明的转型是一个不断西化的过程。中国正处于文明转型的什么阶段?能否走出一条文明转型中的中国模式。

王鲁湘:非常感谢张恒山教授精采而又有条理的这个演讲,他在他的演讲中间,通过对整个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的这一种现代化的转型,然后对各种型的路径进行了这个条分缕析,而且针对我们中国当下所面临的转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深刻的一些看法,我们对张教授的精采演讲再一次鼓掌。下面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的环节,听了张教授的这一个演讲以后,对于文明转型问题,对于中国当下的一些问题有什么要向张教授提的请举手。好后面那一位同学。
   
    现场观众:老师您好,您提出的四条文明转型路径,无论哪一种都是从第一条英国文明的转型开始的,回到中国,是不是也就是说文明转型也要不断地追逐西方,不断西化呢?
   
    张恒山:首先这个前提是概念,我觉得一个文明的产生,不属于某个特点地区,也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更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文明模式,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学习这个文明,它是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当一个文明相对比较先进的时候,你用传统的文明你坚持自己传统的农耕文明,不能跟人家这个交手,在商品生产这个社会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上,不能和人家竞争,那么你要不要学习人家,这就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个学习并不是因为这个文明,最初产生于英国,就专属于英国,也不是由于这个文明,最初扩张于欧洲,就专属于欧洲或者欧美,它是全人类共同可以分享的一种财富。所以我想用不着用西化这个概念束缚自己的思想。
   
    王鲁湘:这位同学。
   
    现场观众:张老师您好,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商工文明它拥有九大特征,那我们国家哪些特征已经做得比较好了,还有哪些做得不足的?
   
    张恒山:这个我想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见仁见智,最起码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已经在建设中,民主法制也有了初步发展,你要回顾以往来说,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还有,这个惠普化的分配,我们正在进行中,如果说我们缺少最重要就是我刚才讲的理性化的思维,这个价值观念人本化,由于我们“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包括人本主义价值观念已经提出了,这相信通过全民族可以逐渐地普及,但是理性化思维直到现在是我们全民族的,几乎没有多少人能明白的东西,什么叫做理性,什么叫理性化思维。
   
    其实我们许多学者也讲不清楚这个东西,这是需要我们在普遍性的教育中间不断地深化和这个普及的一个思维方式,而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的,但是整个文明转型它整个过程都是很缓慢的,即使讲某一个要素,某几个要素,它也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你也不能说我一下子就某个要素就具备了。
   
    王鲁湘:这位同学。
   
    现场观众:张老师您好,就是您提到了有四种不同的那个转型路径,您认为哪个条路径是最理想的?
   
    张恒山:没有最理想的路径,为什么?每一个路径的选择都是同一个国家,当时面对的内部条件,外部生存环境,这个几个方面的因素的综合所决定的,你说当时俄国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之路,它是有客观的条件的,它受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第二东边有日本这个亚洲的头号工业强国,西边有这个德国,这个这两个对它形成这个重大的威胁,而且当时它们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国家也不同,它需要急剧的,加快的工业化。而加快工业化最快的是借助于国家政权力量,以这个统配资源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增强国力,但是你说这个从实现工业化这个角度它是最快的,但是你从整体文明发展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得要从特定的角度去看,那么许多人想选择一个最好的路,实际上有时候最好的路你是不能选择的,你比如说要从文明的平衡发展来看,美国这条路可能最平衡发展。
   
    但是你任何国家都不能选择美国这条路,因为美国它没有外敌入侵的威胁问题,欧洲大陆各国,它都感受到邻国的压力,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新的文明的压力,所以这就决定了,它选择是受外部环境的约束的,所以没有绝对最好的,只能说本民族在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时候,我选这个路就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最好的,就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所选择的这条路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鲁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最为忧心,又最具使命感的警示。面对由农耕文明走向商工文明这一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国该如何自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张恒山教授创造性的引入了,文明的转型这一概念,他今天的演讲细致地梳理了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转型,并深入分析了各主要国家文明转型的路径选择,他通过不同路径的得与失的分析,提出成熟的商工文明,应该具有九大特征,即思维观念理性化,价值观念人本化,交换方式市场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分配方式普惠化,组织形式民主化管理方式法制化生活方式城市化,以及活动方式全球化。当代中国的文明转型必须要全面地认识这些新的文明要素,积极培养各要素同步发展,张恒山教授今天的演讲,提纲挈领,纵横古今,沟通中西,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世界眼光与天下情怀,让我们再一次对张恒山教授今天的演讲表示感谢。

 

 

1,594 ° 来自:PC 未知位置

亲,沙发正空着,还不快来抢?

Back to Top